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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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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后巴黎时代,中国肩负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担当着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的大国责任,因此必须实现从积极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的角色转
在"后巴黎时代",中国肩负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担当着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的大国责任,因此必须实现从积极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构建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内涵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一国在全球性或地区性的重要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安排中,由其拥有的影响力而带来的话语权",这种国际制度包括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制度。制度性话语权蕴含了两种权力向度:制度性权力与话语权,话语权以制度性权力为保障并以制度化形式予以强化,能够对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改革乃至重构产生影响。
当前,大国竞争往往呈现为对国际制度的竞争,根据自身利益诉求修订甚至重构国际制度以获得竞争优势。大国责任担当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抱负要求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实现由积极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的角色转变,推动国际气候机制构建向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中国必须拥有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性话语权
全球气候治理兴起与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政治化密切相关。对全球气候治理而言,科学认知、经济利益和政治意愿是制约国家(集团)在国际合作中立场选择的最主要因素。以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五次评估报告作者人数为例,尽管中国作者的数量明显增加(分别为9名、11名、19名、28名和48名),但依然无法避免发达国家凭借其科学评估中的话语权优势,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片面使用报告中对其有利的数据和结论,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施压。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道义性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与国际道义呈现为正相关关系,即遵循国际道义能提升国际话语权,违反国际道义会削弱国际话语权。道义会对国家力量产生作用,即遵循或违反国际道义原则能提高或削弱国家权力合法性。根据理性主义的假设,国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因此其行为过程也具有选择性。在选择过程中,伦理因素如人类同情心、正义感和道德意识等也会成为国家不得不考虑的内容。
全球气候治理实践证明,道义性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大小没有必然关系。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之初,曾积极领导和推动达成了公约目标、基本原则和各方承诺,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随着美国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其道义性话语权遭到极大削弱。
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挑战
(一)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挑战
制度性话语权反映的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权力分配。当前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掌握国际话语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凭借其国际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和非对称性权力,领导创建了现行的主要国际制度体系,主导了议题设置、运行规则和话语传播,从而构建了西方话语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话语秩序。
全球气候治理是通过复杂的国际博弈来达成能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国际气候制度,从而实现国际气候合作的动态过程。各国责任承担的公平性是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问题,责任分担越公平,其对合作的态度就越积极。因此,在"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权力分配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国际制度制定能力和培养相关经验,提出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实现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构建,避免重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覆辙,已成为中国构建制度性话语权必须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二)构建科学性话语权的挑战
气候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是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科学保障。气候科学研究越接近真理,就越能超越政治的控制与监管,从而为政治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加强气候科研工作、获取科研数据资料、建立和完善气候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面临的严峻挑战。从以前的气候谈判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竞争话语权主要是凭借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道义立场,这也使中国在使用发达国家提供的气候理论与数据时很容易陷入其"话语陷阱"。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曾有发达国家借助其研究成果,攻击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的问题,对自己的问题却刻意回避。为此,中国必须加强对全球气候变化层面、发展中国家群体层面和中国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科学的研究工作,构建体现中国智慧的特色话语体系,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网址: http://www.hwwzzz.cn/zonghexinwen/2020/0728/3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