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苗族研究文献代表性作品简析<sup>*</sup> - 海外文摘·学术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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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苗族研究文献代表性作品简析<sup>*</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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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海外苗族文献，肯定其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非常重要，但仅仅就事论事是不够的，甚至会进入研究误区。任何海外学人都有其国家利益和独自的学术思想，因此需要对相关文献产生的背景、作者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做系统的介绍，甚至是深层次的整理和研究，从而有助于中国学术发展，才能为中国的对外决策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当然，具体到每一位学人，其国家利益和独立的学术思想孰轻孰重，又是因人因时而异的。本文选取几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著名学者的苗族研究著作予以简析。

一、[日]鸟居龙藏(とりいりゅうぞう)《苗族调查报告》[1]

一段时间以来，鸟居龙藏1907年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被中国学术界视为难得的苗族研究经典著作，几乎影响了中国几代学人苗族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这本著作堪称现代苗族文化研究的开创之作，书中涉及苗族的体质、语言记录、口传历史、当代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研究，还对中国有关苗族文献记载做了系统的摘编，就同一时代的同类著作而言，确属难能可贵。然而，如果把这本著作放置到它所生成的那个特定时代，再结合鸟居龙藏本人对其他民族的学术研究，则不难发现光从苗族调查报告谈论其学术价值，其实远远不够，因为这样的讨论，很难揭示鸟居龙藏完成这一科学研究的具体社会背景，以及他本身的学术思想主流，更难以揭示鸟居龙藏为何没有与其他国外学人一道致力于探讨彝族、藏族、傣族的历史文化，而是热衷于苗族文化的研究。此外，鸟居龙藏之后，为何有那么多的日本学人热衷于讨论日本民族的复合性，为何热衷于谈论苗族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大来源，甚至有日本学人直截了当声称日本文化中包含有苗族文化的内容。

《苗族调查报告》并不是一种超然的存在，而是与日本民族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大国梦想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如果对这样的背景和后续影响不加以综合考虑，单就《苗族调查报告》谈论其学术价值，将会与事实产生很大的偏颇。除了翻译成汉文的《苗族调查报告》之外，鸟居龙藏本人以及其后继者，还有一些使用日文写成的专门供日本国决策使用的内部报告。鸟居龙藏调查的目的是为日本国的领土扩展提供线索和指向，而不完全是想象中的纯学术研究。鸟居龙藏除了调查苗族外，还对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展开过调查，对朝鲜的高丽民族和台湾的高山族也做过大量的调查。在此对鸟居龙藏的高丽各民族的调查稍作评介，据全京秀《韩国人类学百年》[2]一书记载，高丽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权，比日本还要久远，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千年以前的历史。但鸟居龙藏却致力于揭示高丽民族的地方性祭祀、风俗活动、婚姻和农事生产，没有谈及韩国的行政建制、制度沿革，也没有谈及中国与高丽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其目的在于要将高丽民族渲染为一个没有完整政治体制和法制的部落群体。这种观点为日本侵略提供了借口，即是日本侵略高丽，进而不断扩展势力，并非侵略任何国家，而是进入了一个权属不明的部落群体，因此日本的侵略行动不需要承担任何政治道义，甚至鼓吹日本的进入有利于强化高丽民族的法制社会。全京秀博士的这一介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苗族调查报告》一书字面背后的潜台词。鸟居龙藏在这本著作中没有正面提及苗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反而强调苗族与中原汉人之间在语言上、体制上、风俗上和人祖传说上的显著差异。日本国构想的“大东亚共荣圈”，显然包括苗族的生息区在内。因此，日本学人致力于宣扬日本文化与苗族文化有同源关系是有原因的。

二、[法]萨维那(Savina,Francois-Marie)《苗族史》[3]

1924年由香港拿撒勒出版社出版的萨维那的《苗族史》，是中外学界的第一部苗族史，亦是中外学者引用最多的研究成果之一，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是萨维那在越南东京地区同苗族持续数年的接触后写成的，旨在通过苗族语言比较研究、苗族宗教信仰和苗族家园研究等方面来探讨苗族的发源史。

该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语言学研究，萨维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他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从比较语言学角度进行民族学研究。萨维那认为苗族属于图兰语—阿尔泰语，跟芬兰语是一个语系。苗族的语言属于北方语系，与中国本土其他民族语言不同。萨维纳还发现所有苗语都有不同的方言，它们并不因地方改变而发生语言的变异，这对研究苗族的迁徙史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章是苗族的历史，大段引证早期传教士戴遂良和汉学家对中国古史中关于三苗记载的翻译和论述，断定苗族原居中原，后被黄帝和汉族赶到南方。综合苗族语言、古史记载和苗族史诗的材料，作者断定苗族是挪亚的后裔，从巴别塔分散后，先到了北极圈，然后经西伯利亚来到黄河流域，后被汉人驱赶到了南方。萨维纳在书中写到人类建造巴别塔失败后，便四散分开，而“苗人的祖先向着地球的北端迁移，经过北极再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也就是他们的新的居住地，今日的中国[3]。”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圣经》记载的人类建造巴别塔的事情和苗族世代口口相传的祖先事迹和故事，在苗族世代相传的口述中，“他们提到了北方的那个地区，说它覆盖着雪和冰，白天和黑夜交替出现，每一轮都是6个月[3]。”这一现象正好符合北极的特点，现代苗族人从没见过北极，如果他们的祖先没见识过，他们的民族如何意像中有这样的场景。另外“那里的树木很少很矮，男人们同样也很瘦很矮小，身上还披着皮毛作衣服[3]。”而这又和苗族人的身体外在特征比较相似。第三章记述苗族的家园，是全书最具人类学意味的部分，记述了印度支那苗族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节日庆典、社会制度等内容，体现出对苗族悲惨处境的同情：汉人、越南人及其政府欺负他们，排斥他们，而传教士同情他们，给他们带来文明和福音。书中提到法语传教士在苗人中进行的教育和农业开发活动，萨维那说他为苗人制定了第一步成文法，承认苗人的习惯法，但规定苗族的习惯法必须服从法国殖民政府的法律。第四章是论苗族的信仰，是典型的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研究，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欧洲的宗教学进展非常熟悉，但他对涂尔干、莫斯等人的无神论宗教学不以为然。他从苗族史诗中挑选出跟圣经创世纪相似的段落，如创世、造人、洪水、人类再造……，据此他断定苗族是拥有一神论的宗教，而来自外来的崇拜和巫术活动污染了这种原始的一神教，苗族可能是犹太人、基督徒在远古失散的兄弟。苗族的多神崇拜、民间崇拜和巫术仪式，都被萨维那视为有待祛除的迷信。书中附有一部小型的苗族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