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征程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考 - 海外文摘·学术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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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征程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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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0日，以“新时代的中国”为主题的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开幕。在这个各国学者云集、深入探讨中国事务的盛会上，我简要回顾了我国学术界有组织、有规划地开展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情况，并对新时代如何开展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陈述了自己的思考。张西平教授听到我的发言后，希望我将发言整理一下，提供给《国际汉学》使用，这也是他数次邀我给《国际汉学》供稿了，而我一直没能交出答卷，实在有愧，便在会议发言的基础上完成了这篇小文，供学界参考。

在思考新时代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之际，我们不妨对过去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做一简要回顾。

1977年是第一个需要回顾的时间节点。是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立，我国诞生了第一个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从这时起，我国学界开始有组织、有规划地开展有关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媒体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1976年①1976年，孙越生先生就开始筹划对中国学进行系统介绍和研究，并有成果问世。到2005年的近三十年间，在孙越生先生（1925—1997）的直接参与或策划下，推出了国外中国研究丛书、国外中国学家名录、国外中国研究论著题录和专题研究成果、国别或区域中国学手册等五大类出版物。其中，2005年大型工具书《欧洲中国学》的问世，已是这位睿智的学者逝世后的第八个年头了。这些出版物的问世，为学术界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初步填补了国外中国学介绍与研究的空白”②摘自1986年1月15日孙越生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提交的“工作汇报”。，并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奠基性的成果。

1985年是第二个需要回顾的时间节点。这一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1994年更名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同年，研究所成为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培养点”（1993年成为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与孙越生先生共同开创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严绍璗教授在比较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就设置了中国学硕士课程，从彼时起，中国学便进入了中国大学的课堂，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历程中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1985年到2015年的30年间，从这个研究所走出了124位硕士、84位博士，这些人才现在分布于中国和世界各地，为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1996年是第三个需要回顾的时间节点。这一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此前后，中国各大学纷纷成立以汉学或中国学命名的研究机构，展开了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的反研究，迎来了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领域发展的新阶段。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目前外国语类高等院校中教授语种最多的全国重点大学，“将世界介绍给中国”是其长期坚持的优良办学传统，1996年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该大学办学理念的又一次飞跃，即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又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地承担起“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的历史使命。该中心（2008年成为独立研究所）“以沟通中外文化为己任……探索中国文化在全球发展的战略问题，探究中国文化在世界各民族中间的传播和影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学术观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追踪中国文化典籍外传的历史与轨迹，梳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人物和各种译本，研究各国汉学（中国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并通过对各国重要的汉学家、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勾勒出世界主要国家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史，从跨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揭示世界各国的中国形象及其形成的机制，探索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轨迹和路径”①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介绍，

成立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主要推手是张西平教授，他从西方哲学改行进入海外汉学领域，发现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与海外汉学关系密切，我国学术界对此研究有许多空白，于是与前文提到的孙越生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教授密切交往，在长期的研究活动中，结识了研究中国文化的各国学者，保持了密切的学术往来，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不遗余力地推动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发展，使这一研究中心成为我国汉学（中国学）研究的重镇。